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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蒲团》可以说是现存艺术成就最高的黄色小说。其作者多以为李渔。将作者定为李渔的根据，除了离李渔时代较近的刘廷玑的记载外，其笔墨、意想、情节模式也与李渔的其他小说比较接近。《肉蒲团》的劝惩色彩以及实现劝惩的手段，也都有李渔特色。有的研究者还发现《肉蒲团》中出现的回道人，在李渔的其他小说中出现过，而李渔曾自号为“回道人”。李渔写作《肉蒲团》已普遍为人所接受，特别是较早发现《肉蒲团》价值的外国学者更众口一词、确凿无疑地认为是李渔的杰作。实际上还有其他证据说明李渔与《肉蒲团》之间的关系。《肉蒲团》中对未央生的阳具改造手术的细致描写，也可以从他对医学技艺的精通上找到一点痕迹。李渔出身于中医世家，对医学典籍、中医理论甚为熟悉，他熟悉医典掌故，又通晓药用药性，常常用医学术语作诗，其虽未行医，但对中医却有许多大胆创新和设想，如他的《闲情偶寄》有《颐养部》专门谈论医疗养生问题，其中谈到了节制色欲，介绍了许多他自创的新药品。其关于阳具改造的大胆设想，以狗肾造阳具似乎无稽，却也是根据医理的构想。在小说的第一回，为了讲述对色欲的观点，作者用了人参附子的形象类比：“这种药性，与人参附子性行相同，只可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长服有阴阳交济之功，多服则有水火相克之弊。”李渔喜欢将小说戏剧比作“方与药”， “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每患一病，辄自考其致此之由，得其所由，然后治之以方，疗之以药。”正是从“救得病活，即是良医”的原则出发，李渔常常从生活常情入手，特别是从肯定人的情欲出发，构造他的故事，以医疗因为过和不及所导致的病患，而现实的背景往往十分模糊。《肉蒲团》所要医治的正是过度放纵淫欲的病患，所以他在开头所宣扬的性交的乐趣与他在小说结尾给过分放纵性欲所安排的果报结局似乎也不矛盾。现实生活中的李渔生活颇为放纵，他不加掩饰地说自己有“登徒子之好”。
　　
　　鲁迅论秽亵小说谓“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则《肉蒲团》应在此列。无论如何，《肉蒲团》中对世情的反映极少，很难称为世情小说。但是《肉蒲团》与《浪史》《绣榻野史》又有不同。《肉蒲团》实际上是以性冒险为载体的寓言小说，小说的第八回情死还魂社友评语云：“小说者，寓言也。”作者以其特有的诙谐手法，以一种故作严肃的态度，将性的放纵作了夸大描写，借以说明一个道理，无论是儒家的关于欲望的教诲还是佛教关于色欲的戒律，只有经过切身的体验后，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也就是只有在肉欲之上打坐，才可以真正参透真谛。
　　
　　与《金瓶梅》中西门庆对财富和色欲的双重追求不同，未央生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情色的追寻之中。《肉蒲团》中的主人公对财富比较淡漠，将美色的追求当作全部的事业，而且他在性交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女性的性快感。但是这种对女性性欲求的关注，其出发点仍然是男性的强势，在女性性高潮的哀吟求饶声中，男性的自大获得了满足。同样的，《肉蒲团》中的女性也不同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们，潘金莲受到性欲求的驱使，丧失了理智，但是其表面上的性欲放纵，是为了维护自己在男权家庭中的最后一点位置，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与潘金莲等不同的是，《肉蒲团》中的女性的性放纵是出于个体欲望的满足，像未央生的妻子玉香出身腐儒之家，循规蹈矩，未央生用春宫画册、淫秽故事等对其进行了性的启蒙后，知晓了性的快乐，当未央生外出猎艳，玉香独守空闺，难以忍受性的饥渴，因而当相貌粗丑的权老实出现，也能令她怦然心动，而与性能力超强的权老实性交后，更是对其死心塌地地追随。至于权老实的妻子艳芳，先嫁白面书生，体验了性欲无法满足的煎熬，再嫁给权老实后，虽不满意于权老实的粗丑，但享受了性快乐后，彻底改变了择偶标准，将相貌出众而性能力衰弱的男人称为中看不中吃的货色，也正是这种对性的要求，使得她在丈夫外出期间对阳具巨大、性能力更强的未央生产生了兴趣，甚至动了真情，甘愿与其私奔，为其生子。至于香云、瑞珠、瑞玉得到未央生后更是如获至宝，将他藏在家中，以年龄大小顺序，一人睡一夜，享受“三分一统”、“共体联形”的乐趣，而晨姑得知，将未央生连同他藏身的箱子一起抬回家中，独自享用。女性的这种性放荡，一方面是男性的责任，如未央生对玉香的诱导，是为了让其取悦自己以增加性交的趣味，结果将其引入不可返的放荡之途；像艳芳经受了性寂寞的煎熬后在才貌性之间作出在男性看来是舍熊掌而取鱼的选择，也是出于不得已；香云的丈夫是个年纪老大而品行又低的老秀才，长期在外处馆，瑞珠、瑞玉的丈夫年轻无行，在外嫖妓，令这些精力旺盛的女子闺房寂寞难以忍耐。但是作者的如此安排主要还是为未央生们的性的冒险提供可能的条件，只有女子的放荡，男性的性追求才有可能，孤峰长老一语点破了其中的症结，而这一点也正是雄心勃勃要猎尽天下美色的未央生所担心的，因为他的美貌的妻子经过他的陶冶之后也懂得了男女风情。未央生娶铁扉道人的女儿为妻，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铁扉先生家教严厉，不会违背礼教轨范。而未央生在与别人的妻子狂欢的时候，也不由自主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当他看到家门紧闭，才放下心来。男性纵欲者的这种矛盾心态，从一个奇特的角度表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礼教中存在的悖论。
　　
　　未央生对情欲的放纵，表面上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叛，似乎有某种程度的进步意义，实际上，这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背后是与礼教规范相合，男权社会的特点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女性被物化，成为男性成道之路上的祭品，是男性参禅打坐的蒲团。男性的自我中心主义，男性的强烈占有欲望，也正是封建伦理规范的基础。小说对未央生态度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未央生对性的理解与作者的观点相似，虽然未央生的性放纵没有遵循适量的原则；另一方面未央生又是作者报应观念的载体，小说的评语就指出像未央生用狗肾改造阳具，实际上是借此说明未央生的所作所为，都是狗盗之事，因而注定要受到因果的惩罚。但是因果惩罚的最后结果，是男性主人公的得成正果。
　　
　　至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正如小说的命名所暗示的，是男性参悟的肉蒲团，是因果报应的最后承担者，因而处于附庸的位置。如生得如花似玉又诗词歌赋皆通的玉香，在男权家庭的熏陶下，成了“女道学”：“父训既严，母仪又肃，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而嫁给未央生之后，经过未央生的引导，变得比其他女人更加放荡，在未央生外出寻欢期间，难以忍耐性饥渴的煎熬，当谋划好要以牙还牙的权老实出现时，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被权老实所引诱而走向堕落，在冥冥之中承担了丈夫奸淫之罪的果报。同样的，艳芳经过权衡比较，认为才、貌、性三者不可兼得，在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她甘愿放弃才、貌和财而取性，但是当她认识了未央生，才发现“男子中远原有三样俱全的”，于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家庭而追随未央生，但是未央生马上又找到了新的目标，艳芳不得不再一次独自品味独守空房的孤寂。在长期的离别之后，为了排解新的寂寞，也是为了谋生，艳芳进一步走向堕落，结果是赛昆仑为了维护未央生的名誉，将其杀死。艳芳的结局，也正是几乎所有艳情文学中被动走向堕落的女性的结局，其中包含的悖谬也正是男性作家的伦理观念的分裂。而从女人方面说，则是为男人而生，为男人而变，为男人而堕落，为男人而毁灭。
　　
　　 赛昆仑形象是作者对唐朝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昆仑奴形象的戏仿。在这个形象身上体现出作者的矛盾，也具有李渔作品的特点，以戏谑的态度讲述严肃的事情，将本来是格格不入的事情粘合在一起。赛昆仑本为盗贼，以盗窃为生，而又不同于一般的盗贼，因为他严格遵守自己所定的五不偷的规则，而且为人耿直，说一不二，让人又惧怕又敬重，连佛教的代言人孤峰长老也对之肃然起敬，当赛昆仑要拜他为师出家时，他发自内心地说：“这等是一尊贼菩萨了，贫僧何人，敢受得菩萨的拜？”赛昆仑出家后很快修成正果。作者显然是从庄子对盗跖的评论中受到启发，是所谓的“盗亦有道”的形象化。但是赛昆仑穿墙爬屋的窃贼作为，特别是他在偷窃中对女性身体的观察，以及他帮助未央生寻找猎艳对象的行为，使得他的侠盗的称谓显得不伦不类。小说中写到，当艳芳的丈夫怀疑赛昆仑与其妻子私通时，赛昆仑慨然替未央生承担恶名。当踏上新的猎艳之旅的未央生将艳芳托付给赛昆仑照看时，赛昆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赛昆仑发现难耐寂寞的艳芳与别的男人私通时，他毅然替未央生将艳芳及其奸夫杀死。在作者看来，这些行为充分体现了赛昆仑的义气。这种不顾大义而对个人小义特别重视的观点，早在明代初年的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中即有所表现，但是从没有像以李渔的小说为代表的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的通俗小说表述的那么明白。赛昆仑对三个女性的观察和引诱，以及他为维护朋友的声誉的杀奸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其他小说中的类似情节一样，是作者的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最充分的表露。据篇末评论说，作者塑造的赛昆仑形象是对未央生形象的反衬，“赛昆仑品高于未央生十倍不止，是未央生结交了盗匪之人还是赛昆仑结交了盗匪之人呢？”实际上赛昆仑也不过是对未央生形象的补充而已。